1月26日，狗年到来的前三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透露，能源法起草组已经成立，我国能源法起草工作拉开序幕。

据了解，跨部门的能源法起草组，由发改委主任、国家能源办主任马凯担任组长，国家能源办、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环保总局、安监总局、电监会、全国人大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委、全国人大环资委和中编办共15家单位为起草组成员单位，参与起草工作。

而在刚刚面世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全文近20处提到“能源”，在“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题目下的627个字中居然有长达223个字是对能源的描述，就足以说明问题。

“事实上，中国在能源立法上是远远滞后的。”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会长叶荣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危机生法 法解危机

回顾历史，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关于能源立法的工作都是源于三十年前的那场石油危机。

20世纪70年代，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和经济的发展，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危机，世界能源供应形势空前紧张。

有效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能源，压缩石油消费，成为当时各国最紧迫的问题，促使各国开始能源立法的进程。1974年法国制定《省能法》，1976年英国颁布《能源法》，1978年美国颁布了《国家能源政策法》，日本于1979年颁布《能源使用合理化法律》。这些法规的颁布，对缓解能源危机、发展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由1995年的7.6%上升到2000年的33.8%。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4.5亿吨，届时我国的对外石油依存度最少也要达到60%，这使得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这样阐释。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但还缺少全面体现能源战略和政策导向、总体调整能源关系和活动的能源基本法。

“而我国已颁布的法律都是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可以预见，《能源法》的制定目标将会更侧重于操作，但是内容可能不会如美国的《能源政策法》般庞杂，会集中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冯飞告诉记者。

法律“可操作性”的前车之鉴

那么，将要出台的能源法将有哪些突破呢？

日前，国家能源办副主任马富才在“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说：“能源法将涵盖能源资源勘探、研究开发、生产运输、贸易与消费、利用与节约、对外合作、能源安全与监管等诸多环节。”

马富才说，《能源法》将建立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法律规范，明确有关能源政策，建立能源安全与应急体系的法律制度，规范能源对外合作行为，以实现保障能源供给、促进能源开发、优化能源结构、维护能源安全、规范资源利用，加强能源合作。

目前十五部委的联合立法，也许可以带来更和谐的协调效果，从而孕育出空前“标致”的法律。但值得担心是，各部门的协调工作是否有那么柔滑如丝，从而影响立法工作的进度，或者等来的又是一部“原则法”。